今年6月26日，中组部宣布重庆大学原校长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前，一份以浙大校友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在网络广为流传，引发外界再次对中国大学校长的讨论，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又从哪里产生?

　　从2012年底开始，教育部分两批面向海内外公选校长，开启了校长选拔方式的新渠道。但毕竟海选只是凤毛麟角，目前中国大学校长仍多由上级任命。教育部(微博)直属的76所高校中，几乎一半正局级高校校长由教育部直接任命。而副部级高校则由教育部提出校长任命意见，由中组部任命。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今年更换的8位校长，全部为博士学历，4人为院士。其中，5位是从其他高校调任，3位从本校内部升迁。分析认为，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仍是校长选拔的条件之一。而长期的学校管理经验，已超越“人脉”、部委经验，成为校长选拔的又一因素。

　　1、“内部升迁”传统思维占主流

　　“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共制定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知识化”和“专业化”包含其中。我国的大学校长采用任命制，其遴选依据选拔党政干部的标准。约定俗成的选拔方式便是校长至少是一个学术带头人或者一个研究型的学者。

　　其中，从本校内部选择熟悉学校情况的学术带头人更为常见，延续至今。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是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批人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学术成果众多，曾主持过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此前，董奇已任北师大副校长3年时间。

　　今年3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恩哥升任该校校长。北大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的他，此前已为中科院院士，并为多家全球知名高校的国际学术顾问。2009年起，相继在北大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正局级)、常务副校长。

　　董奇、王恩哥不过“冰山一角”，近年来，提拔学术权威执掌高校，已成惯例。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中，从本校内部上升的就有38人，其中包括34人由副校长升任校长。此外，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则由本校党委书记转任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李岩荣则由本校党委副书记升任校长。

　　而在上一届校长换届时(大约2008年)，共有44位校长从本校升任。而在2003年时，从本校内部升任校长的则高达52位。

　　“这反映出教育系统选择领导干部，仍非常注重经验的传承”，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分析。

　　近日。浙江大学校长更换时，有人称新任校长林建华“不熟悉浙大”，即是这一思维的反映。

　　2、官员“空降”数量日趋减少

　　现任教育部直属高校中，5位校长来自政府行政部门，其中，2位来自教育部，分别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和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这两人有极为相似的经历，即出任校长前，分别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杨玉良2009年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张尧学接替杨玉良操刀以上两个职务。

　　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成就了多位高校校长。在杨玉良和张尧学这一对新老交替前，先例已不断。比如2001年4月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周其凤，此后出任北大校长;接替周其凤的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也在两年后出任浙大校长。

　　“教育部官员熟悉教育决策和宏观信息，他们出任校长后，往往更能领会和贯彻高层的教育理念”，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解释。

　　而据另一位曾调任高校的教育部官员介绍，这种“空降”往往被内部称之为“交流”，“部委官员如果总在部委，不熟悉地方发展情况”，他表示，而有了一定的地方工作经验，反而能够帮助上层作出更实际的决策。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中，25位有教育部工作经历或兼职。

　　教育部也是校长的一个锻炼渠道，部分副校长等高校管理者通过在教育部一定时间的锻炼，又返回高校出任校长。比如杨玉良，早在1999年，他就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他出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又回归复旦，出任校长一职。

　　相比之下，部委官员任校长在以前更为普遍。上一任校长中，共有8位校长从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空降”，其中人民大学、北师大等在内的诸多国内一流高校校长：人大前任校长纪宝成原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师大前任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以及浙江大学前任校长杨卫。

　　而今年更换的校长中，则没有“空降”。

　　缘何“空降”数量有所减少?“行政空降的校长对学校的情况了解不够，高校工作经历的欠缺，就会在日后管理中出现很多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认 为 ，高校合并后，学校越来越大，对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仅仅具有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就很难适应学校整体管理工作，因此越来越多的校长开始从原本的高校管理者中选择。

　　3、高校“换血”，跨地区流动突出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34位为“外来户”，除5人为行政部门“空降”外，29人来自其他学校和科研机构，其中12人此前为他校校长，属于平行调动，14位由其他学校的副校长升任。另有3人来自科研机构，分别是中科院和铁道科学研究院。

　　今年走马上任的8位教育部直属高校掌门人中，5位是从其他高校调任，只有3位为本校内部升迁。这种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换血”的现象在上月底的校长换届中尤为明显：三所高校三天内同时换帅：浙大校长林建华原为重大校长;重大新校长周绪红此前则为兰州大学校长;接替周绪红掌舵兰大的则是原河海大学校长王乘。这三个人的调动，实现了南北、东西的人才流动。

　　而在大约5年前的上一任校长中，出身于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校长仅为22人;2003年一届的校长中，这一数量仅为15人。

　　"换血’能突破此前学校内部的传统思维束缚，或者更直白一点说，能打破此前学校内部的条条框框”，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称，即使近年来新招收的普通教师，很多高校也更愿意要外校的毕业生而不选择本校。

　　“高校校长实现地区交流，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带动高校本身的地区交流”，储朝晖分析。

　　截至目前，75所直属高校中，一半以上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实现了交流任职。

　　据教育部一位官员透露，教育部还通过加强部机关、直属高校、直属单位、驻外教育机构四支干部队伍的统筹交流，推进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干部交流。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直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交流任职达到144人，其中，直属高校之间交流51人。

　　4、公开选拔仅限于专业型高校

　　高校校长遴选制度也一直在改进，公开选拔是方向之一。

　　“其实公选校长，而不是从本校内部选择任命，本身就是为了扩大校长的交流任职”，教育系统一位官员介绍。

　　从2002年起，教育部就开始在一些高校实行副校长职务公开选拔。此后，教育部党组不断加大直属高校正职交流使用力度。

　　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政校分离”，行政任命校长，被视为高校行政化的主要症结。同年，辽宁省曾向全国公开选拔辽宁师范大学等5所省属本科高校校长。

　　去年，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在校长任用制度上寻求“破冰”，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由“任命制”向“选拔制”转变，分两批在全国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校长等5所高校校长。

　　交流在此过程中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教育部两批面向海内外公选的5所直属高校校长中，3人都来自于其他高校副校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部高层官员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中国公开选拔校长仍不具备经验，还需要通过多次“实验”，并选择不同类型的学校尝试。此前两次试点的高校均为专业型高校，比如师范大学、财经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学科结构较为单一，校长的选拔也相对简单。而类似于浙江大学的综合类大学，则需一定的经验后才能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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