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寝室的不同暑假

　　晚上10点，宿舍。已经是第8天了，郑君像往常一样备完了课。他放下教材，拿起白天班长留给他的“暑期留宿记录表”，毫不犹豫地在留宿位置打了个“勾”，写下“备注：做家教”。扭头看了看对面空荡荡的床铺，他俯下身在隔了一行的留宿记录上画了个“叉”，并写下了“出国”和“备注：郑君代”。

　　这张空床是他同班同学张宁的，他俩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期末考试后，张君按照此前申请的出国交流项目，已经飞往韩国的釜山国立大学。就在这天中午，张宁在班级QQ群里发了张自己在釜山机场落地的照片，并说了一句“欢迎大家来济州岛找我玩!”随后，群里热闹起来，郑君看到了，但没说任何话。

　　要赶紧睡觉了。郑君委婉地赶走了前来串门的其他同学，第二天一早，他还要赶公交车换地铁，去第一个家教点，下午，是第二个家教点，直到晚上回来，再继续备课。他一直在算着日子，他说，“40天，不能再多了，我要留15天给我自己学习”。

　　如同形形色色的上班族里面，有频频熬夜加班、拿高薪的外企白领，也有小区里偶尔蹲下来抽烟小憩、拿着低收入的保安，偌大的社会中，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各自的考虑，和不同的追求。高校校园亦然。但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不同的选择都出自学生天然的兴趣差异，家庭经济条件更像是一个幕后推手，决定着不同出身学生的异样大学生活。

　　对郑君来说，家教就只是份赚钱的工作而已，向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讲着那些数学、英语的应试技巧，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除了学会忍耐有钱人家孩子不时地乱发脾气，家教对我自己没有任何帮助和提高。”同宿舍的张宁则告诉记者，“一来这边就要学韩语，很喜欢，但好辛苦，真怕自己撑不住!”在说“好辛苦”时，他把“好”字的音拉得很长。他的QQ签名是“新梦想，新征程”，这是他在飞机落地的那一天改的。

　　校园分裂10年变迁

　　辛苦是共性的，但一个是“被动”且带有情绪，另一个则是“主动”却也有难以坚持的隐忧，于是有了不绝于耳的“为什么我要这样，他却可以那样”，以及答案找不到后的闷闷不乐，也时有波及他人的“闹别扭”，甚至是相互发生冲突。

　　校园分裂!有人这样称这种现象。

　　10年前，本报曾以此为题，对彼时活跃在校园舞台上的学生五大部落报道作群像素描。但那时的大学刚刚扩招，学生正赶在一个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节点上，学生总数还没像现在这么庞大，个体之间的矛盾尚未凸显。更为重要的是，那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没有今天这么大，而互联网也是刚刚兴起，留学也只是少部分精英家庭的志向。然而，10年过去了——

　　“大一新生该不该买电脑”这样的话题，已很难从媒体版面上找到，如今，只有高中生为买iPhone卖肾才能吸引网民的眼球，电子设备充斥着高校校园;相应地，此前校园小径上，一个学生身着名牌牛仔裤就会引发其他同学各种“酸葡萄式”的奚落。如今，这些“爱恨情仇”已经转到了社交网站上，保不齐，哪位学生在微博上传了一张旅游风景照，便能引得屏幕前另一位同学咬牙切齿的嫉妒。

　　同样这10年，出现了震惊校园内外的2004年马加爵事件，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当然，还有更多拿不到台面上，因出身不同贫富分化带来的同学关系紧张，和各种各样的寝室矛盾。事实上，单就家庭经济状况带给学生群体的“分裂”来说，文学作品上早已有之。远的不说，《平凡的世界》里就有“菜分甲、乙、丙三等”，“馒头分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还被学生们戏称为欧洲、亚洲、非洲，而吃甲菜和欧洲馒头的多是县城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则只能享受剩下的。文章描述的1970年代，也已有城乡差异。

　　10年前的大学生被称作80后，如今的大学是90后的天下，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0年，被认为是吃穿不愁的一代。然而，时至今日，即便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整个中国，贫困仍然是摆脱不了的字眼，更为严重的是，物质差距日益扩大，“消费差异也越来越大”——用武汉一所985高校研究生辅导员肖老师的话说，他们当年读大学时没有“高富帅”和“屌丝”，只有“家境好”和“家境不好”。

　　这位毕业于本世纪初的年轻教师告诉记者，他们那时，“富一点的学生一个月400元钱生活费，穷一点的学生200～300元”，如今，前者是宝马车开进校园，后者只是将200元提高到600元。“先敬罗衣后敬人”，之前只是个别老师的话，如今已经见怪不怪，“成了社会规则，你必须学会”。

　　谈及校园分裂，物质差距依然首当其冲。

　　如果说《平凡的世界》里学生饭菜的差异是“吃得饱”和“吃不饱”，而现在更多的是学生“在哪吃”，“和谁吃”以及“吃的时候聊什么”。

　　以郑君所在的学校为例，学生常去的食堂分为三类，分别是一层的学生一/二食堂，二层的教工食堂/接待食堂，位于隔壁楼里面的设有咖啡馆的特色食堂。就像社会上宾馆有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之分，学生们戏称这三档食堂的消费对象分别是普通青年/文艺青年/高富帅白富美。

　　事实上，除却这些戏谑之言，不同食堂间“气候”确有不同。6月底，记者走进这所高校的学生一/二食堂，十多个窗口前打饭的学生熙熙攘攘，或许是正值期末的缘由，这些学生大多是一个人，打到饭后坐下狼吞虎咽，一个个眉头紧皱，偌大的食堂里响彻的是餐具摩擦桌子的声音。

　　二层的景象则有所不同。至少，隔几步就可以听到学生在一起的欢声笑语。由于这里饭菜并非大锅饭，学生和窗口之间点菜对话声也夹杂其中。单看菜牌，多是10元、12元以及20多元的盖饭和火锅，相比一层要贵一半左右，但仔细观察发现，这里学生的穿着打扮相比一层来说并无太大差别。主要的不同应是备考前的心态，几个围坐在一起的男生告诉记者，他们还剩一门必修课《大学语文》，但现在发愁的不是这个，而是考试后一起去甘肃支教的活动，因为志愿者还没招够。

　　而特色食堂的景象，与前两处大相径庭。更恰当地说，这里是学校承包出去的品牌连锁店。一来菜价和社会上的高档餐厅无异，二来这里常常被教师和一些不明身份的成年人所霸占，学生则是少数。但就在这些少数学生当中，鲜有单个或成群而来的，多是成双成对。郑君告诉记者，每逢工作日，这里的学生最多。当然，特色食堂很难听到喧哗之声，多是一些窃窃私语，也没有人来这里办活动。

　　不用刻意地去校园里溜达，仅仅在食堂内就能看出学生的物质层次。每当从学生一食堂出来，郑君碰到从特色食堂出来的同学几乎都不打招呼，“有种陌生感”，“感觉不像同一个世界的人”。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学生食堂已经将学生彼此“市场化”分开。尽管心里会不舒服，但吃饭时“眼不见为净”，郑君觉得无所谓。但若回到那个不以贫富、地域划分的宿舍，这些物质的差距又会呈现一番怎样的景象?

　　在成都一所211大学的女生宿舍，面前是两张完全不同的桌子，左边是林小艳，右边是梅方。林小艳的桌子总是“满满的”。她的化妆品很多，“要做一些主持工作，所以对这些比较看重，都是有牌子的。”她喜欢鞋子，鞋柜里有三四十双鞋，每双不低于500元。她说，“每双鞋子都有不同的用途，每种牌子穿在脚上都有不同的感觉。”

　　而这对梅方来说都太过新奇，“我上大学时，根本没有听过什么指甲油、眼线笔”，至于鞋子的品牌，她更是一无所知。梅方的桌子上只有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洗发水、护肤霜。每每听到林小艳在寝室对名牌鞋的品头论足，她总会选择沉默。她买鞋的原则是“便宜就买”。

　　决定人能走多远的不是物质基础，不是成绩，而是见识和综合能力

　　当然，没有漂亮的指甲油和名牌的高跟鞋，大学4年依然可以过得很精彩。曹淼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大学4年她拿了两次国家奖学金和一次国家助学金，她对物质差异看得很淡，“这些都是暂时的，而且也不影响学习和工作”。她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拿下北京户口”。

　　这个女本科毕业生刚过完21岁的生日，但她已在考虑未来孩子上学的问题，“为了下一代，必须留在这里”。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说完这句话，她向记者讲起自己一段“受刺激”的经历。

　　那一年，曹淼大二，在一家省级电视台做实习记者。有一天，她跟着制作人去拍一个关于青少年机器人大赛的电视新闻，到了现场，她呆住了。这个前18年一直生活在贵州山区的女孩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玩机器人的孩子，“最小的才小学四年级，”她反复说着这句话，“我是到北京才看到了机器人，但这里的孩子这么小就能接触到这个。”

　　“如果我将来毕业回老家，我的孩子还不是比北京的孩子晚18年吗?”曹淼说。

　　多年前，一篇题为《我奋斗18年，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网络文章红遍大江南北。如今，像曹淼那样依然拥有那般心理落差的人不是少数。她认为，在当下决定你能走多远的不是物质基础，也不是学习成绩，而是你的见识和综合能力，而这些则源于从小到大的受教育机会，“我自己拥有不了，要让我的孩子拥有”。

　　遗憾的是，曹淼并未拿到北京户口。于是，她拒绝了一家私企的邀请，回到母校成了一名校漂族，昼伏夜出翻起了出国需要的英语单词书。本来，她仅仅是想通过一个研究生的身份再就业，但后来转念一想，与其在国内读研，不如直接杀到国外去，学成再回国，“见识太重要!”她说。

　　当然，她也有顾虑，她和她的家庭都没有能力负担昂贵的留学花销，所以她出国的必要条件是拿到全额奖学金。

　　这绝非一件易事。尽管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留学平民化”、“工薪家庭成留学主力军”的字眼儿随处可见，但曹淼丝毫没有感受到如此表达的现实性，她只得自嘲道：“或许我连平民都不是?”

　　来看出自《2012年出国留学趋势调查报告》的两组数据：其一是，自2007年起，出国留学人数出现井喷式增长，是继2000年后的又一次快速增长期。2007～2011年，连续4年增长比例均超过20%，201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逼近40万。其二是，留学热点国家前3名及自费留学的大致花销：美国每年30万元、澳大利亚每年26万元人民币、英国每年25万元人民币。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则大幅增长，自费留学人数最多占90%以上，201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92.67%。

　　普通人的机会在哪里?看到这样的数据，不少人给出这样的疑问。曾在10多年前留学斯坦福等学校，现已回国创业的何峰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这种现象可能仅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支付起美国私立高校的学费。但是这现象还是令我不安。我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10年前的我，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面对的是现在这样的竞争，我能被录取么?”

　　为此，何峰专门写下4篇题为《普通人的机会，马太效应》的文章，其中提到，10年前我见到美国各大名校中国的本科学生，还多是来自普通家庭，依靠自己的能力，拿着学校财政援助来读书，其他国家的国际学生倒是常见总理千金，某某国的王子公主。而10年后的今天，来自中国的学生终于也越来越高端，到处都是自费读着美国私立名校的中国精英阶层的子女。

　　金钱可以取代天资和勤奋的时候 中下层家庭的孩子就失去机会了

　　回到现实的校园中，通常可以看到的情形是，那些家底殷实又希望出国的学生，他们的校内外活动丰富，生活轻松，似乎丝毫不用担心出国费用问题，甚至有些学校专为出国而设的中英、中法班，只要交足几万元的学费就能进去，“进了这些班，就意味着出国成功一半了”。而那些家庭条件一般但又立志出国的学生，却过得“跟牲口一样”，祁年就如此自嘲，他是一位北京211高校会计专业的学生，他还专门给自己算了一笔账——

　　如果要顺利出国，不算学费，仅考虑之前的“准备”费用，就需要花近4万元，包括托福语言报名费1500元，考前点题、模拟冲刺课程2.5万元，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资格证)的培训加考试费用共计1万元，“考ACCA可以为我的留学简历加分加码”，他说。而这笔“准备”费用相当于他4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花销的总和。

　　就家庭条件来说，祁年出生在偏远村庄，年少时去县城读书，中学时父亲早逝，但他告诉记者，“一定要拿下ACCA，也一定要出国，即使再贵!”

　　他说，印度一部著名的电影《流浪者》，里面有一句台词或许他一辈子也忘不掉，“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法官的儿子与贼的儿子的区别，实际就是他们所受教育的区别。

　　他说，他不想重复这些看似真理实是荒诞的逻辑，他想要改变，而之所以选择留学，就是不希望被这一轮最新的、即将普及的教育方式——出国留学所遗弃。

　　祁年此举令人欣慰，但他接下来所说的话则让人抱有一丝忧虑，他说自己看到这部电影的契机来自读高中时的一次课堂上，“如果没看到听到这句台词，或是教我的老师没那个见识的话，我可能也就去打工了。”

　　正如何峰所言，所谓校园分裂，远不是到了高校才开始，也一定不是始于高等教育。回国后，何峰作为热心校友，还担任了Swarthmore College中国地区面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就他面试的不少北京优秀的高中生来说，他们大多是国际交换生，参加过模拟联合国的活动，“看的书都是我大学之后看的，比如叔本华的书、涉及人权的书”，功底上比一些来自外地的普通孩子高出太多;再比如，何峰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上的北京市一所知名中学，其时他学了一门特别偏的小语种，后来考去隔壁一家985高校，想继续学这个语言，却发现这所国家顶级高等学府竟然没开这门课，“差距在高中乃至初中、小学就拉开了!”

　　何峰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他有个朋友在哈佛大学，每年要作华人论坛，请来的演讲者都是政商界、文艺界的大腕儿。何峰很好奇，问那个朋友，“你们怎么能请来这种级别的人物?”

　　朋友淡然答道：“很简单，这帮人的孩子全在我们哈佛读书，让他们跟爸妈说一声就来了。”

　　这些，无关劣币逐良币，或是优胜劣汰的规则，在何峰看来，只关乎公平。他说，“当金钱可以取代天资和勤奋的时候，中下层家庭的孩子就失去机会了，所谓竞争的规则就只有表面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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