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牵动着亿万人的心。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共有1.8亿人次参加了这场事关个人命运和前途的考试。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全国统一高考积淀下来的矛盾和弊端也日益显现。在三年前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实际上已经对高考做了方向性的制度设计和要求，即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而近期，有关高考改革的消息不绝于耳，甚至媒体报道称，全国高考改革方案最快有望在下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布。对此，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并没有直接否认，只是称“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制定过程中”。
高考改革，箭在弦上
据媒体报道，全国高考改革方案有望在下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布，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制定过程中。今天，记者就高考改革问题采访到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
王烽多年来从事高考改革研究，在高考很多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本轮高考改革，他也进行了系统思考。他表示，改革突破点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系统设计的基础上。他说，过去的经验表明，没有系统的体制调整，技术层面的、个别点上的改革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具体措施实施起来有时相互掣肘，导致变来变去“翻烧饼”。”
三年前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对高考做了方向性的制度设计和要求，即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王烽认为“高考改革不是简单的考试改革，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是对高校招生、考试和管理体制作出系统改革。”
可以先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招生标准体系
“如何评价、谁来评价，如何招生、谁来招生”是高考改革最核心的问题，这个判断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得到专家的赞同。如果评价和招生体制不变，不管考试科目如何调整，都减轻不了学生负担。即使只考一门，学生应试的压力也不会减轻。
解决评价和招生体制的问题，王烽认为有三点最关键：一是建立多元化的招生标准体系，二是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三是建立高等教育招生公平监测和调节机制。
王烽说，可以先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招生标准体系，包括统一高考成绩、高中期间的学业成绩、能反映考生综合素质的各种材料等。再在这个框架下统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和内容、统一高考科目和内容改革，还要避免考试科目内容无效重复，减轻学生应试负担。“当然，这一框架还需要在如何保证学业水平考试的质量、如何不加重高中阶段负担、如何保证综合素质记录客观真实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设计。”王烽补充说。
王烽认为，在多元标准框架下，中央、地方政府都不能再统一规定高校如何搭配、组合使用各方面的成绩和材料。否则，这些材料就会成为新的应试指挥棒，多元标准不是三个标准，而是不同学校在多元标准框架内自主确定如何使用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各门成绩、综合素质报告，形成符合学校、专业培养目标和特色的综合评价体系。如果高校认为三方面的材料不够用的情况，可以允许学校自主进行包括面试在内的有限的测试。在综合评价过程中，学校是综合评价的主体，“综合评价”这一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不能再按照原来的学校招生办公室工作模式进行，必须发挥教授、教师的主导作用。“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保证公平。”王烽说，高校应该把招生标准、程序、过程、结果公开作为基本要求，接受社会监督，这也需要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
而高校招生自主权的扩大，要求建立保证招生公平的新机制，首先是对高校的约束和监督、问责机制，其次是对城乡、区域和不同人群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常态监测机制，第三是要用多种手段对高等教育公平进行调节，保证农村和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地区考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的平等权利。
高考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 调整主体的权力和责任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按照科学选拔人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
如果说“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是从技术操作的角度提出的要求，那么“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则是体制上的设计，调整的是各个主体的权力和责任。
“高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体制改革。”王烽说，在考试类别和科目、评价标准和方式、录取方式改革的大方向确定后，政府、高校、考试机构、学生自身责权必须调整，才能支撑着改革健康地走下去，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些目标。
王烽说，学校主导的多元评价标准的建立，意味着高校招生工作中综合评价重心的转移，即由以考代招体制下的考试机构和政府招生办公室为主，转变为以高校为主。政府需要调整职能，把制定招生规则和程序、各项考试成绩使用等权力交给学校，自己转而主要负责制定招生基本规范、考试安全和招生过程监督、入学机会公平监测和调节等，对学校招生工作的具体干预将大为减少。高校则需要健全内部招生机构和机制，动用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从事招生工作，并把自身招生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王烽指出，这种权力下移意味着所有学校都有平行招生的权利，而不必等待别的学校挑完之后再招，这就必然要求打破录取批次。在高校自己公布的招生评价标准范围内，学校有权利决定招生结果。“这样，学校与考生之间通过招生宣传、网络平台等沟通，双向、多次选择，一名学生同时获得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等将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高校之间的竞争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招生办的行政管理色彩将大大减弱，服务职能则需大大加强
“权力调整还会影响其他主体。”王烽说，不同层次的教育考试机构不仅要承担全国统一高考，还要承担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任务;高中学校不仅要负责学生的学习，还要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选择和组合课程、客观记录学生发展情况，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不同高校的招生要求，有目的地安排高中学习。
过去我们讲放权讲了很多年，但总给人感觉该放的权还没真正放下去，政府还是管理很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王烽认为“泛泛地谈放权是没有用的，只有与具体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放权才能获得有效的抓手。”
高考改革至少提前三年告知公众
“考试招生改革的阻力并不仅仅在于制度系统和技术细节。推进改革面临的困难，来自观念、能力和实践三个方面。”王烽表示，30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高考制度，国人对高考、对招生公平寄予了太多、太沉重的期待，任何改革计划提出之初都可能处于被强烈怀疑的地位，即使是很完善的改革方案，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并不容易。他认为“改革的每一步都需要谨慎、都要为改革本身加分，容不得出错。”
调研中，王烽发现多数高校对落实招生自主权还没有做好准备。相对于国外一些高校对招生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我国高校这方面的投入少得可怜，内部机制建设也有很大差距。“很多高校还没有意识到招生自主的必要性。如果打破甚至取消录取批次，高校如何才能适应新的竞争局面、如何面对与学生的双向选择，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考试机构、地方招生办也同样面临服务意识能力不足的问题。”
“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如何照顾地方已有的改革，如何在不同地方不折不扣地实施，也是一个难题。”王烽表示，我国各省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目前有16个省全部或部分自主命题，已有的改革进展极不平衡，一刀切肯定不行。他认为，高考改革要以地方、高校试点为突破口，逐步积累经验，有序推开，特别是要考虑教育阶段的周期性，至少提前三年告知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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