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一组数据印证着这样一句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中国科大数学学院毕业生中，成绩前10%的学生有一半由外专业转来，而该院转入的学生只占总数的15%～20%。物理学院的转专业学生不足五分之一，却占到了前5%学生的近四成。2013年，该校本科生最高奖学金“郭沫若奖学金”的33位获奖者中，有9位经历过转专业。

　　中国科大教务处副处长李蓓说，这些数字表明，尊重学生志趣，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她在近日于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2013年年会上介绍了中国科大过去10年的专业选择改革经验，随即被一些同行围了起来。

　　悖论：想转的没资格，有资格的不想转

　　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读大学、选专业仍是高考“一考定终身”。转专业面临重重壁垒。据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庞海芍介绍，在1952年之前，我国大学生选择专业还比较灵活，1952年我国借鉴苏联模式进行高校院系调整，专业限定变死。20世纪90年代，高校开始了转专业探索，但迄今没能形成如欧美国家高校那样普遍的制度。

　　庞海芍说，当今中国大学生专业选择存在三种主要途径：一是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专业，入学后绝大多数学生没有机会转换;二是入学后获得转专业机会，但学校通过成绩、考试、收费等手段来严格调控;三是少数高校探索按照大类招生，让学生入学一到两年后再选专业。总体而言，我国高校在专业选择上以前是封闭状态，现在处于半开放、向开放发展的阶段。一些改革走得较早的高校，正处在“十字路口”，改革面临很大阻力。她调研过的一些学校，改革之后又“退了回去”。

　　阻力主要在于内部。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著名教育学者王义遒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从教育部层面来看，转专业并无政策障碍，主要还是校内各院系之间的问题。

　　200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学生转专业由所在学校批准。”

　　中国农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林万龙指出，我国高校普遍规定，只有在原专业名列前茅——比如前5%或10%的学生才具有转专业资格，而这些学生往往对所读专业怀有兴趣和特长，恰恰是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对专业没有信心和兴趣而希望转出，这是一个悖论。农大的改革，正是基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希望真正以人为本，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其所爱，学其所长。

　　林万龙说，目前的高考录取机制以学校为投档单位，专业安排上有很大的随机性。中国农业大学2011年推行转专业改革，此前的2010级学生，能进入自己第一志愿专业的只占49.44%。

　　改革第一年，中国农大493人次提出转专业申请，307名同学成功转入新专业。307人中，近50人的学习成绩在原专业排名后20%，10多人曾考试不及格。

　　阻力：“亲生儿子归别人养”?

　　当林万龙在南开大学谈起农大“无门槛”转专业改革，立即有同行向他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学生从冷门专业转向热门专业，冷门专业的教师工作量会不会受影响?

　　中国农大规定，除了通过特殊招生、定向招生录取的学生，凡是有意向的一二年级学生都可提交申请，所在院系不得干涉。学生每学期有一次申请机会，转一次不满意还可再转。接受学院只要有容纳能力，也无权拒绝。结果，冷门的畜牧专业，转出率接近40%，有11个专业的净转出学生超过了10%。

　　林万龙解释说，学生转出后，冷门专业由大班授课改为小班教学，因此对教师课时的影响不大。教师们最担心的是学生全部转走，不过迄今还没出现这种情况。

　　改革之后，农大校长柯炳生多次与师生座谈，他坦言，可能对一些专业造成冲击，是学校起初的最大顾虑。

　　林万龙举例说，拨给各学院的教学经费，一个计算指标就是学生数量，学生数的变化必然会造成影响。当然，这种冲击兼有利弊，会刺激冷门专业想方设法加强自身建设，把学生留住。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副处长谢桂红介绍，浙大2007年起实行专业大类招生，新生按照人文、理学等门类考入学校，入校一年后再选专业。结果2008年，哲学专业只有3人报名，而3个热门专业的报名者却超过了名额的一倍。第二年，哲学专业报名者又回升到七八人——人少也有优势，哲学教师多于学生，每个学生可获得的资源也多。首批3名学生中有两个出国深造，一个留在本校，就业压力不大。

　　不过，谢桂红指出，由于学生入校后很长时间不分专业，很多院系负责人抱怨学生缺少对专业的感情，就像“亲儿子归别人养”。

　　与浙大本科生院类似，北京理工大学于2008年设立基础教育学院，负责管理一二年级学生。该院本有4个学部，后来顶不住院系的压力，撤了一个。原因在于，运行几年之后，很多学院都抱怨这些学生不是自己“亲生的”，非往回要，其中一个学部的学生就这样被“要”回了。

　　关于转专业改革，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陈初升这样形容：“学院不能把学生当作私有财产。”

　　究其原因，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的樊明成博士指出：“我国高校尚未形成与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相适应的专业选择机制。”

　　他认为，我国高教体制“计划色彩”浓厚，招生、培养和管理制度均以专业为中心，资源按专业划拨，教师、教室、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按专业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庞海芍将改革的阻力归结为“路径依赖、体制惯性和利益冲突”。她指出，专业选择牵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在教育理念、课程安排、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为了方便管理，高校往往喜欢“一考定终身”的专业选择模式。

　　改革：牵一发动全身

　　中国农业大学的经验表明，转专业放开后，也并未给学校造成混乱。3年来，大多数专业的申请转入量少于其最大接收数量。据林万龙介绍，学校根据每年各专业的容纳量和已录取学生数量，确定出最大接收数量。只有金融、食品、生物这3个最热专业的报名人数超过了接收人数，其他专业都能满足申请者的需要，这3个专业需要组织面试，根据能力及条件对申请者进行筛选淘汰，其他专业则不需要。

　　农大还鼓励各学院对那些转入人数较多的专业在高考招生时预留部分计划，专门用于接收转专业学生。金融专业应招生100人左右，高考时只会投放约60人的规模，其他名额留给转专业学生。

　　该校2010级学生侯瑞文是改革的受益者。他自小喜欢农业，高考时填报了3所高校的植物生产类专业，虽然进入中国农业大学，但被调剂到了毫无兴趣的土建类专业。经过转专业，他表示过得“非常愉快”。

　　最近5年来，中国科技大学的转专业名额也一直“供过于求”。该校2008级学生总数为1710人，各院系可接受的转专业名额为387个，申请者为182人，152人转成。2009级学生1846人，可接受383人，申请者147人，134人转成。2010级学生1802人，可接受468人，申请者235人，205人转成。2011级学生1814人，可接受590人，申请者192人，164人转成。2012级1809人，可接受560人，申请者215人，192人转成。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认为，从中国科大、农大等校可以看出，适当放开，配合以很好的管理机制，转专业是可控的。

　　庞海芍也认为，限制越多，机会越少，学生们报名越是“扎堆儿”。对于冷热门专业的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奖学金等制度进行调节。

　　但樊明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目前这些高校的尝试仍是在现有框架下小范围的修修补补，不是颠覆性的。他倾向于美国的做法：高考跟专业无关，入校以后再选专业，而且可以灵活转换。在他看来，北大元培学院迄今为止“做得比较彻底”。

　　卢晓东说，北大元培学院已经变成一所“住宿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采用住宿学院模式。学生隶属于住宿学院而非学术性系科。学生在不同的院系选修课程，构建出具有个性的跨学科专业。

　　据卢晓东介绍，北大元培学院已有3个专业——“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古生物”。其中古生物专业结合了地质学和生物学两门学科，迄今只招收过4名学生，每年只招收1名，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人的专业”。

　　这极易使人联想到国外并不少见的“个人专业”。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美国“谜语大王”威尔·消茨，他从小爱猜谜，在印第安纳大学求学时，提交了一份谜语学学位课程计划获得批准，因此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谜语学”学位。不过，卢晓东说，我国还没有个人专业，元培学院的古生物学只是凑巧每年只有一名学生选择。韩国首尔大学2008年设立自由专攻学部，很多学生确定了“个人专业”，如“衰老研究学”、“和平与统一学”、“拉丁美洲宗教学”等。我国高校也应加大力量探索。

　　“我们国家的专业必须按照专业指导目录设置，但是专业方向是灵活的。”李蓓说，中科大正在做一些跨学科专业方向的构建。

　　浙大每学期组织各专业对学生宣讲，最初教师们还不太重视，谢桂红说，“他们觉得无所谓，只要进来的都是自己的学生”。后来教师意识到，要跟别的专业争抢好学生，每个专业都派出最好的教授上台宣讲。

　　元培学院现有50名导师，每位导师每年有笔2000元的经费，用途是请学生吃饭。卢晓东说，起初教授们不愿为元培学院做导师，现在各院系把最好的师资派进来，他们的任务之一，是要把最好的学生“抢”过去。

　　2012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学生学业指导中心，职责之一是教学生如何选择专业。“对学生来讲，学会选择专业是门功课，也是教育和成长的过程。”李蓓说，在选择中，同学们了解学科，认识自己，规划人生。

　　樊明成博士曾对国内175所高校的47170名2007级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受访人中，按高考填报志愿录取的占76.6%，被调剂录取的占23.4%，对所学专业表示“一般、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占到50.85%。58.76%的人在选专业前并没有多方了解。

　　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考生选择专业时考虑职业前景、家庭、兴趣等多方因素，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过程理性”却带来“结果非理性”，背后原因包括，我国中小学就对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和引导不够，而高校开放性不足，导致考生在专业选择上信息不对称。正如一个缺乏行为能力的孩子再怎么深思熟虑，也容易作出错误决定，教育部门应为他们负责。

　　在卢晓东看来，让中国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专业，是中国高等教育最为迫切需要改变的方面。他指出，由于大学的“惰性”、转专业的缺失，中国很多大学生就读于不感兴趣或不擅长的专业，影响了高教系统的效率。谈起提高教育质量，教育界很关注如何提升教师对教学的投入，但是少有人关注如何提升学生对学习的投入。

　　“转专业不放开，高等教育质量就难以提高。这方面的责任不在于教育部，而在于每一所高校。”卢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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