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钱学森之问”困扰着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素质教育”、“减负”、“释放个性和创造力”，成为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改的最强音。众声喧哗多年之后，这一目标至今仍是水中花镜中月。改革似乎难以摆脱“魔咒”，减负越减负担越重，素质教育仅是装裱门面的工具，自主招生异化为生源大战，一切还是分数说了算。
人们意识到，这是教育选拔人才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具体目标，可谓切中时弊。但其成败还有待观察，关键在于放权的程度。
“废除高考”引来的口水
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可能没想到那次“祸从口出”的长远影响。2007年，他是宁波大学教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就在那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向大会提交了一份8000余字的建议，这份建议在社会上“炸开了锅”。
他的建议是“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形成相关建议，他经历了5年的思索、3年的字斟句酌。“我们要破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话!”范谊说。
“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它使我们的儿童失去了天真和幻想，失去了对学习的热情和能力;它给我们的青年的思维戴上了枷锁，只能对规定知识反复记忆和辨析，扼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一个曾经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今天必须重新学会创造。”这位文学造诣颇高的学者在建议中写道，他把现行高考制度类比为“新科举”。
彼时恰逢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各地都在纪念这项政策对个人和国家命运的深远影响。范谊“不合时宜”的言论迅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取消高考将是中国的灾难。”许多人连夜在刚刚流行起来的网络博客上撰写长文，来表达反对的决心。反对者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虽有弊端，但仍不失为现阶段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手段，是农村家庭孩子、贫困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好路径。联系到当时有关“点招”、“保送”、“特长加分”等种种高考黑幕，人们担心，一旦废除了高考，普通民众家庭子女便会失去最底线的公平，人才选拔就容易异化为校方、教育主管部门、权贵之间的“捏面人”游戏。
一同与会的代表委员也发出了不同声音，很多人认为范的建议“因噎废食”、“不切实际”，是“拍脑门”的想法，“如果找不到比高考更公平更可行的办法，为什么要废除高考?”会场上的一位“热门”代表说。
也有众多赞扬的声音，废除高考“独木桥”，是对应试教育釜底抽薪，有助于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他们认为，网络上对范谊的种种漫骂是“断章取义” 的结果，在他的长篇建议中，不仅有“废除高考”这样石破天惊的提法，还有废有立，诸如：还高校自主招生权利，增加学生自主择校的机会，结合学生的学业记录、社会服务和技艺特长，用日渐完善的高中毕业会考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学术潜力考试取代高考。为替代高考，范谊也提及了一套高校招生考核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架：学业因素占50%，含高中毕业会考和学术潜力考试成绩;非学业因素占30%，含考生社会服务记录、学校社团活动记录、艺术技能发明竞赛获奖;社会评价 20%……
这是一次十足的民意测试。反对的声浪似乎占到了上风，在当年的全国两会新闻盘点中，这一建议入选部分媒体“十大”，标签却是“耸人听闻”、“哗众取宠”。
提出取消高考，范谊并不是第一人。云南省原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是一位犀利官员，他曾在各种场合提出，要取消全国高考，变一次考试为过程评价。
然而，这些提议一时爆红众人眼球后，很快便陷入沉寂。教育改革陷入一轮轮怪圈。
应试教育魔咒
“但闻楼梯响，不见人影来。”这句评语反映了人们对当下素质教育的失望之情。
国家推行近二十年的教育改革中，“素质教育”一词分贝数最大。但无论社会关于改革的呼声如何强大，仍然很难扭转考试中心论的现状。“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在基层，素质教育成了噱头和部分学校漂亮的新衣，私底下，人们仍然以分数论英雄。
以近年来国家三令五申的中小学“减负令”为例，靠行政命令推行的减负令难以落到实处，各地在执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学生愈发沉重的书包，无声地诉说着政策的失效。推行“减负令”，作为办学主体的学校和老师为何没有积极性?社会衡量学校办学水准的标准仍然是分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谁减负谁吃亏”，政府一减负，学校或社会兴办的各种培训机构就兴奋。
“高考指挥棒在那里，单一的升学独木桥在那里，这种压力层层向下传递，甚至延伸到了末端的幼儿园，竞争的恐慌还在，有多少家长和学校敢于放下作业量，另辟蹊径呢?”一位教育专家这样解释应试教育的坚冰难破。
当年主张废除高考的范谊，认为改革的契机来了，经过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大大提高，上大学的机会和公平性不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教育的内涵与群众期望值、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背离成为主要矛盾。他的预计似乎过于乐观，在动辄学历查三代，单位准入门槛要求“211”、“985”的当下，上学难不再是问题，矛盾进一步转化为上好学校难。
作为改革开放最重要成果之一，高考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过去的教育改革行至此处，大多绕道而行，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步无法绕过。
关于“偏才”、“怪才”的争论，对“创新人才”的呼唤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2003年，国家启动了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允许国内部分高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去发掘那些具有一定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借此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变一考定终生的现状。
十年弹指一挥间，高校自主招生形成了“北约”、“华约”、“卓越”、“京派”四大联盟，这项被委以破冰重任的改革同样遇到了瓶颈。自主招生的政策形成了新的不公平：它催生了各种潜能培训班;它“偏好”城市学生;它被指是一次劳民伤财的“小高考”，打乱中学教学计划……各种置疑声不期而至。“没有多大变化，过去大学‘掐尖’是暗中较劲，现在有了自主招生，变得半明半暗，其实还是‘掐尖’式招生。自主招生应该体现为学生和高校有更多双向选择的机会，比如一个学生会收到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现在更多的是名校提前敲定尖子生。”石家庄某示范高中校长这样描述改革前后的变化。自主招生后，大学和某些超级中学步入了更紧密的“蜜月期”。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控江中学校长张群告诉本报记者，自主招生的高校对学生的遴选没有科学体系，还是考分数，学生无论喜不喜欢都要被“按着牛头吃草”，其结果是生源大战更为猛烈。
放权的尺度
改革又陷怪圈。“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的愿景缘何化为泡影?在反思这一轮自主招生改革如何变形扭曲，乃至沦为“小高考”时，有人认为是大学的自主性未得到充分发挥。“自主招生，是谁的自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诘问，他认为，目前我国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自主招生概念，因为高校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办学自主，无论是“北约”，还是“华约”，抑或是“卓越联盟”，目前试行的自主招生只是给学生们增加了一个提升分值的机会。“现在高校很大一个问题是学校选不到合适的人来学习本专业，学生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人民大学，学理科的人大都是‘拉郎配’，选的是‘牛’，而不是本专业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人。”顾海兵说，高校自主招生应体现的是学校的自主权，教师的自主权，目前我国140多万名高校教师，他们对自主招生的参与度太低。
中国的高校名义上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实际上还存留着诸多计划体制烙印。“学生参与了自主招生考试仍要参加高考，各地还有教育考试院，从本质上讲，我国的高校招生还带有审批性质，而不是像给企业自主经营权一样，企业具有原材料采购的自主权。政府不应该过多地介入高校的过程管理，把选人决策权还给高校，将精力放在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检测等方面。”顾海兵指出。
将招生自主权完全交给高校，一直是高教界的呼吁，却绕不开公众对公正持续地担忧。人们担心，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色彩浓厚的传统社会里，转向过大乃至废除高考，将引发各种违规、舞弊、暗箱操作，从而腐蚀公平，这也是“以分数论英雄”仍有庞大支持者的主因。“这是一种有罪推定，谁说高校自主就一定引发腐败呢?从长远看，招生改革需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顾海兵说，改革的过程中的确伴生着这样一些现象，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只有学校选拔到合适的人才与学生的兴趣点相契合，高校才能办出特色和水平。但眼前的改革进行到何种程度，仍让制度设计者拿捏不定。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中国人对高考的关注度太高了。无论是对自主招生的批评，还是对高校完全自主的担忧，改革始终没有获得相对宽松从容的环境。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辉告诉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表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要落到实处，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支撑。他认为，目前我们的自主招生存在短板，在人才综合选拔评价体系、院校招考队伍专业化等方面亟须补课，但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关键的是放权放到什么程度，把过去政府包揽招生转交给各专业组织和学校。不是以考官和政府为主体，而是以学生和学校为主体。这种新的招考制度过程公开透明，更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更好地满足学生意愿，这样才能破除分数迷信，回归教育本质。”储朝辉说。但目前官员希望不出问题，放权的程度影响到依法解决教改问题的持续性，依靠行政力量来推动的教育改革总是会不断地绕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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