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高考网讯：许多中美教育界人士都知道，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素有善办教育的优良传统。据有关历史档案资料记载，耶鲁毕业生创办的、担任过首任校长的美国大学有：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佐治亚大学等，耶鲁校友创办教育的足迹也同样到了中国。诸多中国高校的创始人或首任校长都是耶鲁毕业生，他们在中国漫长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耶鲁大学与清华大学

　　耶鲁大学可以说是对清华大学产生过最大影响的国外大学，清华大学的前五任校长中，除了第四任校长，其他四位全都毕业或就读过耶鲁大学，他们是：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第二任校长周诒春、第三任校长张煜全、第五任校长曹云翔。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的创建者之一、清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唐国安(1858—1913)，曾于1873年被选为留美幼童班第二批学员，赴美国读书，并于1880年进入耶鲁大学法律系。虽然清政府后来中止了留美幼童班，唐国安并没有获得耶鲁的学位，但是他在耶鲁体验的大学生活和积累的知识，为日后他立志将清华大学建成中国最高学府奠定了基础。

　　唐国安回国后，开始了长达20年默默无闻的生活。当时清政府视留学生为异类，认为他们不是正途科举出身，精神和思想受到西方观念的毒害，因而并没有让留学生立即参与到改变中国的要职上来。唐国安深感当时的中国社会对留学生的偏见，他发表了《留美学生始末记》，一一驳斥了社会上对留学生的各种误解。

　　耶鲁大学当时推行的教育观是服务社会，强调无论学生未来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要心怀天下，关心普通大众的疾苦，这种教育观无疑对唐国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国安回国的经历让他明白只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教育需要改革，培养更多思想开明、视野开阔的人，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开化民智。唐国安没有忘记在容闳倡导下举办的留美幼童班，给这些幼童们的世界观带来的变化。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签署了《辛丑条约》，被列强勒索4.5亿两白银，后来美国政府决定放弃部分索赔，但要求清政府必须把这部分原本赔偿美国的钱投入到教育中，并且建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随后，唐国安成了第一个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的校长。清华学堂仿照容闳在19世纪70年代选派组织留学生的方式，在1910年和1911年期间组织两批学生出国，这当中就包括科学家竺可桢、国学大师胡适、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等。这些后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人物无一不称唐国安为自己的老师，唐国安也因为兴办清华学堂而被誉为“容闳第二”。

　　耶鲁大学与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的老牌名校，人文学科实力雄厚，这一点跟耶鲁大学很相似。除了学科优势上的相似，耶鲁跟复旦之间的缘分自复旦奠基人李登辉(1872—1947)开始绵延至今。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颜福庆同样也毕业于耶鲁大学。他们两人在复旦由公学转变成综合性大学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899年，李登辉获得了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17年，时任复旦公学教务长的李登辉决定把复旦公学改组为复旦大学，由文科、理科和商科三部组成。可是由于资金匮乏，李登辉不得不到南洋各地向华侨募款。南洋商界久仰李登辉盛名，决定捐巨资资助扩建复旦，回到上海后，李登辉把复旦大学从先前的徐家汇迁到了现在的江湾校区。迁校不久，每每向他人谈起复旦的未来，李登辉总会提到耶鲁等西方最高学府。李登辉吸收了耶鲁最为精华的办学理念，并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稍作改变。比如，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耶鲁的宗教氛围仍然比较浓厚，李登辉本人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他在复旦强调“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李登辉校长把耶鲁的自由学风引入到复旦，使得复旦迅速成了南方思想自由的高地，一时间形成了由李登辉校长和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南北学术自由风气。李登辉校长对耶鲁等顶尖学府的学习一直没有中断过，1920年耶鲁大学开设教育系，同年，李登辉校长在复旦也开设了教育科;1908年哈佛开办了商学院，仅仅隔了9年，复旦也建立了自己的商学院。

　　李登辉校长在复旦大学期间培养出的学生，后来担任中国各主要大学校长的多达26人，这在中国教育史甚至是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因此，李登辉也获得了“人伦师表”的美誉。李登辉的这些学生，不少都效仿李登辉，终身耕耘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之中，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几十所中国高校。由于耳濡目染李登辉在复旦所推崇的自由学风，这些后来的中国高校校长为推动中国整个高等教育向着自由包容发展做出了持久不懈的努力。

　　耶鲁大学与南开大学

　　耶鲁与南开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南开大学的老校长、中国化学界泰斗杨石先院士就毕业于耶鲁大学。杨石先(1897—1985)毕业于清华学堂，先于1922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在南开任教7年再到耶鲁攻读博士学位，主攻农药和元素有机化学，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回南开任教。他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他对南开大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培养出了15名院士。

　　抗战爆发后，包括南开在内的众多东部高校迁往昆明，杨石先也随之南下，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主任以及昆明师范学院理学系主任，后兼任西南联大教务长。抗战结束后，杨石先于1948年开始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任代理校长。1949年，作为教育界的先进代表，杨石先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1957年他开始担任南开大学校长。

　　杨石先将自己在耶鲁学习到的当时最先进的化学知识带到了国内。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开始了攻克被称为“水稻癌症”的白叶枯病的道路，研制出新的农药“枯叶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严峻的粮食生产形势。

　　在耶鲁的学习让杨石先一直非常重视派送学生出国留学，新中国成立之前，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出国的学生就多达200多人。“文革”结束后，杨石先向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派遣学生到美国学习的诸多具体建议，比如在我国驻美国联络处(当时中美未正式建交)设一位科学教育秘书，以适应即将开始的两国科技教育交流的需要，这些建议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现在的中国驻外使、领馆中都设有教育组，由公使衔参赞或教育参赞负责，它不仅起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教育桥梁作用，更是留学生在海外的后盾。

　　(本文摘自《耶鲁中国缘》，作者系耶鲁大学助理校务卿，此书已于201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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