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高考改革在全国渐次推开。包括2014年就公布试点方案的浙江与上海,截至目前,已有天津、北京、青海、江苏、海南、西藏、宁夏、广西、广东、甘肃、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湖南、贵州、江西等在内的20个省份陆续出台高考改革方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时间集中于2014年到2019年。
归纳起来,这些省份的高考改革方案有不少共同之处:在考试方面,不分文理,实行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的“3+3”模式;一年多考,外语和选考科目可报考两次;在招录方面,合并本科录取批次成为大趋势;遵循两依据、一参考,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
明年,浙江省将迎来试点改革后的第一次“新高考”。高考改革的试点实践中有何收获和难题?高招录取又有哪些变化?本版推出“关注高考高招改革”系列报道,先来看看早走一步的浙江教与学的变化。
跨过文理科的分界线
从学校开完家长会回来,施妈妈松了口气:高考改革了,再也不用犯愁女儿施灵该选文科还是理科了。高考分科的事儿,曾让她和大儿子施杰吵过很多回。儿子在2009年参加高考,当时,他的物理和地理成绩都很出色,化学和政治成绩却很糟糕,妈妈想让他读理科,但最终,儿子还是固执地选择了文科。“现在女儿在读高一,虽然也有些偏科,但她不用纠结,可以在7门课里任意选择3门参加考试。”
施妈妈家住浙江永康,在这个地处浙江中部的县级市,永康市第一中学是唯一一所浙江省一级的重点中学。“两个孩子很争气,前后脚考进一中。”施妈妈的语气里满是骄傲。
曾被文理分科困扰的不只施妈妈这一个家庭。高考改革后,除了语文、数学、外语这3门必考科目外,学生可以在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地理、技术7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选考科目,计入高考总分。现在读高二的学生,将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据统计,在永康一中的640名高二学生中,目前有404名同学都跨文理科选择高考考试科目,占到了学生总数的六成以上。“这应该是高考改革带来的最实际的突破之一。”副校长吴文广说。
打破固定班级限制
徐盼盼就是这所中学里跨文理科选考的1/404,她选择了自己擅长的化学、历史和政治。“以前我们都在一个班级里上课,现在每个人的课程表都不一样。”她告别了原先的同桌,开始了走班制的学习。
“7选3”带来了35种课程选择“套餐”,固定课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课程表和走班制。
2015年7月,入学一年的学生基本确定了要参加选考的3门科目。“开放选择后,640个孩子报上来的选择五花八门,多达34种,很多都只有一两个人选。”吴文广说。在最大程度满足学生的前提下,学校整合了一部分选择,确定了27种“套餐”。
入学时的16个班被打破,新形成了14个教学班,每个班大约有30人—48人。3门课程选择都相同的孩子被安排在前9个教学班,2门相同的孩子分配到了5个教学班,另外2个空教室是特地留出来的,“没有课的时候可以自己去空教室里自习。”徐盼盼说。
考试机会和选择多了
根据浙江省公布的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外语和选考科目“一年两考”,选其中1次成绩。这意味着,高考不再等同于“一考定终身”。
外语每年安排两次考试,1次在6月与语文、数学同期进行,考试对象限于当年高考考生;1次在10月与选考科目同期进行。选考科目每年安排两次考试,分别在4月及10月进行,每科最多报考两次。
徐盼盼没有参加去年10月的第一次选考。“大部分内容还没学完,如果没有考好,反而给自己添堵。”她想看看考试真题,认真准备第二次选考。
浙江省的选考科目采取“赋分制”的计分方式:成绩按等级赋分,以当次高中学考合格成绩为赋分前提,高中学考不合格不赋分,起点赋分40分,满分100分,共分21个等级,每个等级分差为3分,不同等级的人数比例不同,整个分数分配呈现两端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详见图表)
学校高二学部主任王新晓有26年教龄,也经历过浙江高考的诸多调整。在他看来,虽然新高考要求选考科目与专业挂钩,但与现行文理分科的情况相比,大家的专业选择面更广了,选择空间也更大了。
早在2015年3月,2017年拟在浙江招生的约1400所高校,就已公布涵盖2.37万余个专业(类)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专业(类)提出的选考科目范围最多3门,考生只要有1门选考科目符合高校设限要求即可报考。
“小白鼠”如何不迷茫
“我觉得自己就像‘小白鼠’,有些迷茫”,谈起高考改革,施灵脱口而出。虽然高考对她来说是两年之后的事,但她要在这个7月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哪3门选考科目。
“家里人对新的高考方案一知半解,自己也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妈妈和哥哥的意见永远不统一,只能哪几门考得好就选哪几门了。”她和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将考试成绩作为选择依据,心里却仍有顾虑:万一只是这次考试碰巧成绩好怎么办?自己到底擅长和喜欢哪些科目?大学应该选择什么专业?显然,在这道人生规划的选择题面前,一年的学习生活没有让施灵得出答案。
学校老师也知道,他们试着邀请各行业校友回校分享经验,建立实习基地、创新中心等让学生进行职业体验,请大学老师开设讲座等,但并没有让学生解渴。“和大城市的学校比,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挺欠缺的。”一位老师说。
对徐盼盼这样的高二学生来说,选考科目早已尘埃落定,更令她苦恼的是眼下的学习。她主动报名了4月举行的第二次选考,可班级气氛却不太理想:有好多同学不参加这次考试,不忙着复习。早自习的铃声响了,她坐在课桌前,却总是静不下心来,“考试的机会多了,但选考学考同时进行,作业量的负担挺重的。”徐盼盼有些害怕却又期待着明年4月的到来:2017年4月后,她将结束所有选考科目的考试,到时就可以全身心投入语数外的课程复习中。
资源难题怎么解决
学生的选择多了,可学校的配套资源却有些捉襟见肘。教师、教室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短缺。
以往的高考模式使得学校的教师资源相对稳定,但选择一多,不确定性就大了。“比如,今年选择历史为选考科目的学生特别多,现有的历史老师不够,我们去招了一批新老师,那么如果明年选历史的学生特别少,不需要这么多老师了,怎么办?总不能让老师闲着吧。”学生选课和教师需求的“潮汐现象”,令校长华康清很苦恼,“高考改革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但实践起来确实遇到了一些难题。”
对于一个县级中学来说,满足35种课程“套餐”中的27种已属不易。目前学校教师人数有限,高考改革后,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明显变大。现在,除了教授语数外科目的教师还是与以往一样负责两个班级的教学外,其他科目的教师,最多的要负责5个教学班。
也有一些学校由于师资等限制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只开放固定“套餐”,“实际上就是变相分科”,一位老师说。
教学管理如何优化
付增民是高二(8)班的班主任,也是有着15年教龄的数学老师。这个班级里的学生选择的3门选考科目是思想政治、历史与地理,等同于现行高考下的文科生。学生们的压力分散了,他的压力反而大了。
走班制打破了原先的固定班设置,给许多类似交作业这样琐碎的小事带来了难度,更别提班级管理了。“同学们的步调不一致,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都有差距。”付增民表示。组织考试也不简单,“3门必考科目与7门选考科目都要开考场,考试时间长度也不一样。”王新晓说。
付增民以前教文科班的数学,新高考以后,数学不再区分文理科,“对于我们班的孩子来说,数学本来就可能是弱项,这回内容和难度都增加了。”班里不少孩子在数学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仍然向他抱怨数学难,成绩提高并不显著,“对我来说,在数学的教学深度和广度上也要重新把握。”
文科类综合考试以往得满分的可能性极低,选考的“赋分制”使其成为可能。这个变化让有些老师觉得,“赋分制”缩小了学生间的区分度,造成了高端人才的扁平化。
离明年的“新高考”越来越近了,付增民们和徐盼盼们既期待又有些忐忑。(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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